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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乾道时期闽北茶业利、害史料
时间:2016-03-17 16:11:53 来源:建阳区农业信息网 作者:

 

建阳市茶技站  林今团
乾隆道光(1736-1850年)时期,清政府在福建实行宽松茶政和规定唯一口岸及运输路线,促使闽北出现一个茶业鼎盛时期。1832年武夷茶出口30多万担,比百年前增9倍,而全国只增4倍。①但在此期却出现水土流失和治安混乱所谓“害”,建阳古儒徐经(1756-1835年)说:“开山种茶,妨田损栗,又易藏匪,为害滋大。②
    即便古人有偏颇夸大之处,但鉴于往事,资于治道,于今于后,振兴茶业,不无益处。
    一、利之所在
    山区茶业蓬勃发展,经济一度振兴,利益博大,利及各界。徐经虽有粮茶不可并立,视粮为“民生国计”,但也不得不承认茶业已成为“养民无穷之利”的山区产业。说“茶利之兴久矣,养活数千家。”②在政和县,宋滋兰追述既往茶利,作诗《杂兴十首》,其七有“昔年颇获利,一叶千金夸;粒粒田中颗,不如山上芽。“其《种茶曲》描述那些无水田而靠开荒种茶过上好日子的农民:“茶无花,香满家;家无田,钱万千……”③在建瓯,县志记述那时茶业“绝大利益”、“享其利而起家者无处蔑有。”④在武夷山,“每逢春初,就有大批客商,随带资本溯建溪北来,所经州、府,县官争相招呼,甚至有鸣炮郊迎的,可见‘武夷茶’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了。”⑤而其星村镇,“市肆千余,茶客丛集”、“街上银元叩击声连绵不断。当时茶商与茶农为检验银元的真伪,将银元在街路的鹅卵石上叩击,听声音真假。星村的茶季,镇上有数万茶工、茶农、茶商,每季成交额达数百万元,其银元叩击声随处可闻是可想而知的。”⑥在建阳,徐经说:“每岁清明、谷雨之时,茶商云集,销耗无数,而民间米价因之昂贵。”②“建阳山多田少,荒山无粮,以历来管业者为之主,近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,其租息颇,其产殖颇肥。春二月,突添江右人数十万,通衢、市集、饭店、渡口,有毂击肩摩之势,而米价亦顿昂,利之所在,害亦因之。”⑦
    二、害亦因之
    害,主要是茶园水土流失和社会治安混乱。至于销耗无数、米价顿昂,徐经等古儒当成害。如果粮食供大大过于求,则谷贱伤农。而随着茶业兴盛,外来人口增加,“米价昂贵”,必然大大刺激粮食产、销和许多行业的振兴,这并非坏事。闽北古今都是山多田多,人口相对稀少。如建阳,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田地615160亩,乾隆十二年(1747年)474715亩,而人口则长期在6.5万人左右,如康熙四十年(1701年)64499人,咸丰十一年(1861年)67892人。⑧这样的粮地资源,在当时的生产水平,年也可产粮五六千万公斤,可供10多万人食用。米价昂贵,不能全最咎于茶,灾害是很大因素。如同是茶业兴旺期的道光十四年(1834年)春,“连续淫雨,又六天雹灾,五月米价昂贵,每石付钱十千文。”“道光十七年,早晚稻大熟,加倍丰收,米价每石仅值一千八百文。”⑧
    水土流失确实存在。徐经说:“有山无不种茶,茶利兴,而田害不可甚言矣!近十年来,附山之田,为山土拥蔽,不得栽种;且春夏积雨,山无浅草以蓄雨水,又无坚土以当水势,遂至一崩面下动数百亩,农民空负租税,一家冻绥、死亡,逃窜不可言状。”②当时的县志载:“今建阳所辖之山,惟近城官道旁种茶差少,余则弥望皆疃然赤壤。岁再铲削,土覛疏解。一遇暴雨或积雨,山水挟砂土奔入山沟,自颠直冲而下,如飞瀑然。……沃田皆化为瘠壤,甚且当田之中,荡百为涧,涧左右之田,半成沙渚,而虚粮之累。……三十年来,每遇大雨时行之候,东北二溪辄红波汹涌,势若黄河。皆茶山之水由山沟而田涧,由田涧而大溪,以故澄潭皆淤泥填塞,有旧深数十丈者,今只数尺,如溪东浮桥潭(今水东潭)是已。……茶山无尺寸青草,不能蓄雨水为泉,每岁署月,旬日不雨则田干旱,半成龟坼……当涝患者三分之一,当旱患者五分之三,矧夏间本属青黄不接之时,加以早禾荒旱,则民心惶惶而啼饥者众矣!间有于山下得滥觞之泉,农民……连日彻夜携锄决口,巡视田间防塞水道,非互相争竞,凶殴毙命,亦必积受风露,酿成危疾”。⑨
    这是平地农民争水斗殴,同时,他们还与山农(茶农)发生矛盾、斗殴,出现“茶颂”:“建阳山下出泉,在谷满谷,向不畏旱。近因开垦,山泉停注,溪流易竭,竟有十日无雨则无禾之势。且大雨时行,沙土崩腾而下,膏腴变为石田,五谷不生,空负虚粮。故山农与平地农动成斗殴,酿为松端。”⑦
    大量外来人口中除了茶农、茶工、茶贩和外屯丁(种粮)外,还有大批烟贩众伙。形成众多“流民”。其中一些人吃喝嫖赌、偷鸡摸狗,出现所谓“茶贼”:“采茶丛集,不能辨民之良顽。二月杪,头春茶下山;四月杪,二春茶下山;五月杪,三春茶下山,六七月尚有尾茶,名为秋露。其间上山采茶,下山摸窃者,所在多有。故拘贼至堂,俱称曾在某山为某采茶……盖此种小人朝秦暮楚,迄乏定主。”⑦
    “茶盗”、“茶匪”,徐经说:“列厂相望,藏匿匪徒……是此一事,为害多端。”当时县志载:“茶山袤延百十里,寮厂林立,当春采期间,捉集外间游民甚众,难保无匪人窜入其中。”⑨“茶商往来之地,盗贼出没其间。陆路抢夺,水路扒舱,赃动满贯。如长湍、宸前、江防(今江坊)、界首、将口、黄金铺一带,自三月至八月,巨案颇多,盖利有以招之也。非选勤能丁役缉捕、护送,无以安行旅。”⑦
    至于“茶赌”则较为普遍,道光四年(1824年)建阳知县陈盛韶《问俗录》载:“山农之苦,无如茶事,自朝至夕采茶,自夜达旦拣茶,食不饱,寝不寐。人情苦极思乐,每当集场(五天一墟日),必餍酒食而后已。茶山近市,一市之人皆若狂,乘醉而赌,毫无忌惮。至茶市毕,游民尤集棚伙赌,以为生涯”。
    参考资料:
    ①徐晓望《福建历代茶政沿革考(下)》,《福建茶叶》1986/2。
    ②徐经《雅歌堂全集•卷十一》《上制府议禁种茶书》,1876年出版。
    ③林又元《政和茶诗、曲》、(宋滋兰,光绪十二年(1886年)进士)。《福建茶叶》1989/4
    ④《建瓯县志•卷二十五•实业》民国18年。
    ⑤陈舜年等《武夷山的茶与风景》1943年。
    ⑥徐晓望《星村茶市考》,《福建茶叶》1987/3。
    ⑦朱自振《“会茶”逸史》,《福建茶叶》1986/3。
    ⑧《建阳县志》,群众出版社,1994年。

    ⑨《建阳县志》,道光十二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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